文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同样，消费文化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无能力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我们只是探讨一下消费文化与汽车的关系。

　　在《消费文化读本》中，作者指出：“现代意义的消费文化究竟始于何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也可以提供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它始于1908年，T型车驶下福特密歇根州工厂的生产线。20世纪大众消费社会的兴起与福特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方式有密切的关系。”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一个社会的总体消费水平是由该社会体系中劳动力的再生产和该社会体系自身的再生产两种因素决定的。消费水平又受到这几种因素的制约，一是在保证劳动力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前提下，资本家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二是工人获得的工资必须构成有效需求。

　　管理学家彼得斯说：“亨利·福特的公司之所以在‘10个本世纪最耀眼的商业王朝’榜上有名，仅仅是因为规模生产这个玩意。”但是这个评价是不对的，含有相当程度的偏见。有人认为，在福特一生中，可以震动20世纪的大事有三件：1908年生产出第一辆T型车，T型车的意义是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1931年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条流水线，它的意义是为大规模生产提供了基础，为其他企业和产业提供了楷模;1914年首次向工人支付每日8小时5美元的工资，改变了美国工人的生活方式。其实还应该再加上一件事：福特是现代第一位将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结合起来的人。

　　关于福特主义最重要的研究来自法国调节派的两位理论家：阿吉列塔与列别策，他们认为：生产与消费的连接，对于资本主义再生产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一旦连接的链条中断，就会爆发经济危机。另一方面，从消费的角度看，资本主义不仅改造了劳动过程，也改造了劳动力的在生产过程。它生产出了一种工薪阶层的消费模式，这种模式在20世纪获得重大进展。

　　19末和20世纪初，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从生产资料生产过渡到生活资料生产，大规模的商品消费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环节，这种变化要求工人消费的对象必须是从市场上买来的商品，而不再是家庭内部自给自足的劳动产品。与此相联系的是生产过程的另一个转变，就是资本家从榨取工人的绝对剩余价值(延长劳动时间)，到榨取相对剩余价值(提高劳动效率)的转变。福特主义就是这一转变的产物。现代家庭消费有两个重要项目：标准化的住宅和汽车，作为同质化、齐一化的大众消费品，恰恰体现了福特主义生产理论在消费领域的延伸。

　　福特“一天工作8小时，挣5美元”的口号，使工人有能力支付汽车、住宅等标准化商品，这是的资本主义用提高生活标准的策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确保市场能够完全吸收和消化大规模生产出来的产品，另一方面有保证了社会稳定。

　　1908年10月，福特T型车开始发售，它采用的是福特发明的大规模流水作业方式，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大量生产原来只能单件生产的汽车，而且可以大幅度降低价格。1909年，T型车售价为950美元一辆，1910年降到780美元，1911年为690美元，1912年为600美元，1913年为550美元，1914年为490美元，1915年为440美元，1916年达到创纪录的360美元。T车型累计销售了1500万辆，至今能够达到这样销售记录的车型屈指可数。

　　二战后，有1600万美国大兵大批转业复员，很多退伍军人和父母挤在一起，有的租用地下室、阁楼，还有的甚至住在谷仓、公共汽车里面，房荒成为战后美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随之而来的是结婚人数剧增，1946年新出生婴儿达到340万，婴儿潮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在报刊上。据粗略估计，当时美国迫切需要500万套住房。

　　莱维特公司以工厂化方式生产住房，这种住房长32英尺，宽25英尺，有5种不同的样式，每套7990美元，买主可以只付90美元首付，以后每个月付58美元。房子里面配有标准的电器，后来又增加了车库。在社区里面还有购物中心、娱乐场所、社区中心等等。1951年莱维特公司在长岛莱维敦建造了17447套住房，被称为纽约七大奇观之一，对美国的建筑业和社区模式产生了极大地影响。

　　莱维特公司把住房建设分解成27个程序，他们在加州的工厂生产房屋的大部分构件，然后运到各地工地现场组装。每天在生产线上可以生产30套4居室住房全套配件，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规模建造住房方式。

　　福特实行了最低日工资5美元的薪酬制度，这个报酬是当时技术工人正常工资的两倍，从而培养出大批工人中产阶级，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中产阶级就是汽车市场的中坚消费者。如果生产汽车的人都买不起汽车，那么还能指望别的行业的人来买车吗?

　　福特在自传中写道：“工资含有某种不可替代的神圣因素――它象征着家庭以及家庭的前途命运。每当关系到工资问题时，人们的行为都变得特别谨慎。在会计报表上，工资不过是数字，但在外部世界里，工资就意味着面包、煤炭、婴儿摇篮以及孩子的教育――家庭的舒适和满足生活的基础。”“低工资不等于高效率，降低工资额是财政政策的失败因为与此同时也降低人们的购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