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于山河动荡年代，躲过“南京大屠杀”浩劫，又从太行山死里逃生，转投延安后却被污蔑为国民党特务，蒙冤三年身心俱煎。

但他都挺了过来，解放后，他当过银行厂长，印过钞造过币；后又转投汽车工业，先后当过一汽处长、北汽厂长、陕汽厂长，为民族工业鞠躬尽瘁。

他的传奇故事和英勇事迹值得我们传颂和学习。

一，南京

陈子良，1918年出生于江苏淮阴。

他上小学时，江苏地区大闹灾荒，这对于贫苦的农民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家庭生计难以维持之下，求学读书如隔山海，正读三年级的陈子良只能辍学。

所幸，他的哥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图书馆当工人，经其推荐，12岁的陈子良便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印刷厂当学徒。

在印刷厂的几年间，他不仅学会了一身印刷本领，还接触到了不一样的人，迈进了崭新的思想天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爱国志士开始在全国各地掀起抗日救国运动。

1936年，在抗日救国和印刷厂地下党的影响下，18岁的陈子良在南京参加了救国会。他与很多青年工人在下班后，一块到秘密地点读书和讨论，怀着满腔热血学习进步思想，渴望工农群众早日翻身做主。

1937年，南京沦陷前夕，陈子良乘坐最后一趟火车离开南京，躲过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浩劫。

二，延安

陈子良途径芜湖，抵达武汉，在那里参加“青年战时训练班”，学习游击战术、爆破、情报搜集等知识，之后他被分配到太行山参加抗战。可惜后来部队被打垮，他又报名到延安学习。

当时，日军兵分九路围攻太行山，陈子良与队员东躲西藏，越过晋东南，绕道五台山，渡黄河，过潼关，突破层层阻碍终于来到“红区”延安。

此后两年，陈子良一直在“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那时的食宿条件极其艰苦，想住窑洞必须自己动手挖，谷草当床垫，棉袄棉裤当被子。每年的粮食只发半年，剩下半年自己解决。

“亲自动手，丰衣足食”，这就是当时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口号。

1940年，陈子良从抗大毕业后，因身怀印刷技术，被留在延安的八路军印刷厂工作。

1941年，陈子良被调到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和发祥地---延长石油厂，当副厂长。有一年打油井出现井喷，可没地方储存。陈子良就去找朱总司令，回来后他把原油炼成汽油、灯油，毛主席用的灯油就是他们制作的。

1942年-1945年，陈子良被“整”了三年，罪名是“国民党特务”。缘由是他曾经在国民党印刷厂当过工人，在宋美龄负责的武汉训练班学过东西。

“你拿16块大洋，吃大米白面，为什么不留在南京？你跑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吃小米，吃那么多苦，不可思议！”

陈子良十分委屈，他千辛万苦来到延安投身新革命，忠心可鉴，别人却总怀疑他。在那些不眠的深夜，他几度想要自杀，一死了之，可他又想，死了就更说不清了，倒不如好好活下去，让历史评判。

直到1945年，他们也一直没弄清楚陈子良的“事情”，因为拿不出真凭实据。

同年9月，陈子良戴着“帽子”随着大部队去解放东北。

三，一汽

解放长春后，陈子良被分配到东北银行，负责印制东北九省（之前日本人把东北分成九个省）的流通券。

1948年，沈阳解放，陈子良接管沈阳造币厂。当时全国在开展土地革命，大地主自愿上缴的元宝和金银器都被火车运到沈阳，他们把这些器物熔化以后重新压印造币。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提拔为银行处长，在机关任职。但他并不想在机关待着，他想去造汽车。

1953年8月，陈子良来到第一汽车制造厂，任工具处处长，负责组织工具和筹建工具生产。

1955年，他被派往苏联斯大林汽车厂学习生产技术和管理知识。回国后，他成为一汽锻造厂的车间主任。

1959年9月，陈子良率队，将一汽生产的35辆“红旗”轿车送到北京，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他见总理，见部长，结果北京的领导都希望留他在北京工作。

四，北汽

然后，陈子良便留在了北京，担任北京汽车厂厂长。

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造“东方红”轿车，这款车是仿造苏联伏尔加制造的。后来，北京汽车厂开始实行大改造，计划生产年产400辆的“东方红”和年产600辆的吉普车。

可惜后来，文化大革命来了。汽车厂的生产几乎陷入停滞状态，工人上班不是生产劳动，而是开大会。

当时有一派人“拉”他，有一派人“打”他。打他的人给他定了三条罪状：一是苏修分子，二是汽车托拉斯，第三还是国民党特务。

所以有一段时期，陈子良从厂长变为扫路工人，北京吉普厂南厂大道以及厂房内的厕所他都扫过。别人把这当成是受辱受罪，他却当做是锻炼身体，因为他曾经经历过类似的“委屈”，并且深有感悟。

因为他相信，苦难和挫折都是暂时的，一切都会随风而去。

五，陕汽

以前，我国拉大炮用的车是苏联乌拉尔，后来双方关系断裂，就去买法国JPC但是太贵了。部队陷入“有炮无车”的境地，这时国家开始筹建陕汽，用来生产拉大炮用的汽车。

而北汽负责包建陕汽，需要派一名骨干到陕西主持大局，最初定的人不愿去，因为陕汽定址在岐山县的麦李西沟，地处荒山野岭，条件异常艰苦，犹若三十年前。

1970年，陈子良的问题基本调查清楚。上级有意让他到陕汽任第一任厂长。

“五十而知天命”，那时他已经52岁，快到退休年龄，而且当时他的夫人身患重病，可他却接下这项任命，因为做不了事的滋味太难受了。

陕汽生产的汽车叫延安牌，“延安250型越野车”是黄河车、法国车和苏联乌拉尔三款车的结合体，前两轮试制是在北汽完成，第三轮设计改进在陕汽，虽然一次比一次完善，但依然暴露出不少新问题。

陈子良到任后，指名点姓要孟少农，因为只有他能解决实际技术问题。

孟少农是我国第一位汽车专家，麻省理工毕业，拥有丰富的汽车制造实践经验。但当时他在江西五七干校接受劳动锻炼。

在陈子良的力荐下，孟少农终于解放，来到陕汽继续从事热爱的汽车事业。他们二人，一个抓管理，一个抓技术，很快就解决了延安SX250诸多技术难题，进而实现了量产。

正是这款越野车的成功，开创了陕汽的历史，奠定了陕汽成为我国重型汽车制造基地的基础。

1980年，陈子良离开陕汽，调任汽车局当副局长，直到1986年离休。

六，遗憾

在晚年，陈子良最关心的还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他每天都要看新闻联播和汽车相关资讯，及时了解行业动态。

有一次，女儿问他：“爸，您有什么遗憾的事吗？”

他说：“没有，我一辈子没有对不起任何人，除了我的父母！”

因为陈子良从12岁离开家乡后，再也没有见过父母。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然而正是因为有无数个像陈子良这样的仁人志士，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舍小家为大家，参加革命这才建立了新中国，这才有了我们现在太平的日子。

2009年7月4日，陈子良在北京去世。

他这一生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却宠辱不惊，磊落一生。他一生中帮助过许多人，几次运动中保护了许多人。时代成就了他的功绩，他也完成了时代所赋予他的使命。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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