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是我国汽车大省，为促进当地汽车消费，带动经济发展，广东省日前正式发布《广东省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文件明确提出，逐步放宽广州、深圳市汽车摇号和竞拍指标，其他地市不得再出台汽车限购规定。

　　同样推行限购政策的上海市随后回应称，“相关促进汽车消费的政策尚在研究阶段。”

　　以汽车产业发展为先，还是城市管理为先?这是权衡是否放开限购之前必须要厘清的问题。

　　“放开限购政策不应只为‘救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青在接受《中国汽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相应配套政策和设施不完善，一下子放开汽车限购或将引发诸多问题。在现有的条件和环境下，一方面可考虑放开新能源汽车和小排量汽车的限购;另一方面，鼓励产品更新换代，进一步完善公共交通等相应举措也应同时开展，逐步从根本上解决汽车消费增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

　　只为扩大消费不可取

　　目前，我国多地执行汽车限购政策，最长的已实施25年之久。为何广东省会突然给广州和深圳两大限购城市“松绑”?

　　原因不言自明。2018年，我国汽车产销出现下滑，这是28年以来，我国汽车市场首次出现负增长，更让业界担忧的是，即便是在《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出台后，今年前4个月车市表现并未出现好转。稳住汽车消费、提振消费信心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但研究机构认为，若放开汽车限购的城市进一步增加，对行业的总体拉动作用有限。假设北京、天津、杭州、广州、深圳5大限购城市2019～2020年配置额度较2018年增加50%，那么2019年和2020年国内乘用车的总销量相对2018年分别增长0%(持平)和3%，增量配置额度对2019年和2020年车市增速的拉动作用约为1.1%和1%。

　　“广东省放开限购的数量对车市实质的增长作用并不大。”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在接受《中国汽车报》采访时表示，广东放开限购更多的意义在于释放积极信号，提高消费信心。

　　王青认为放开限购能从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但他并不赞同单纯为扩大汽车消费而放宽限购政策。“当下车市消费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不是大城市的限购，因此放开限购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今年放开了，明年又要怎么办?”王青还提出，限购政策轻易放开，还将使政策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限购政策并不合理，也并没有真正解决城市交通的拥堵问题，但王青认为，地方限购政策毕竟起到了“扬汤止沸”的作用，在现有公共交通设施以及配套政策并不完善的前提下，限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汽车保有量迅速增加与城市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

　　优化城市乘用车结构

　　“如果以理顺汽车消费增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为目的，在公共设施和配套政策不断完善的前提下，汽车限购政策应当逐步放开。”王青建议，首先可以考虑放开新能源汽车和小排量汽车。

　　目前，在国内大部分地区对新能源汽车“开绿灯”，但仍有部分地区存在限制新能源汽车消费的情况：今年2月，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发布了今年首期小客车指标配置情况。其中，新能源汽车的指标申请人数再增2万，总申请人数突破44万，按照今年指标总量和配置比例，全年5.4万个个人新能源指标在第一期已经全部用完，将有近39万人继续轮候。如果按照现行政策，新申请者或将等待8年才能获得指标。

　　“不摇号，但需要排队才能拥有购买新能源汽车指标，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约束，我认为应该完全放开。”在王青看来，即使因为放开而导致新能源汽车增多，这也不会加剧空气污染，增加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刺激消费，有利于各地合理利用新能源汽车产能。

　　网传的《意见稿》中也提及了新能源汽车：首先，各地不得对新能源汽车实行限行、限购，已实行的必须取消;其次，破除地方保护，各地对新能源汽车产品一律核发专用号牌，并给予同等优惠政策;第三，燃油汽车车主更新购买新能源汽车后，仍拥有再次购买燃油汽车的权利。

　　王青认为，通过放开限购，让新能源汽车和小排量汽车可能成为城市乘用车增量的最大贡献者，有望达到逐渐优化城市乘用车存量结构的目的。

　　“由于小排量车购置税优惠政策的退出，以及近几年SUV大行其道，城市大型车辆越来越多，这与国家倡导的绿色消费和理性消费理念相悖。”王青说，“如果在城市中放开小排量汽车的限购，一方面可以引导消费者选购更加节能环保的汽车产品;另一方面，小排量汽车数量的增长与城市的交通拥堵不是明显的线形相关关系，也能从某种程度上降低城市交管部门因为限购放开而增加的压力。”

　　放开限购要打组合拳

　　为推动汽车社会和谐发展，限购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社会普遍对完全放开汽车限购抱持赞同的态度。但考虑到城市的交通和拥堵问题，王青建议，各城市的管理目标应该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逐步放开限购的同时，也需采取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例如加大推动老旧车型更新换代的力度，不断完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只有打出政策的组合拳，才能更好地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与现有资源不足而导致的各类矛盾。

　　以北京为例，崔东树建议开展分区域管理的措施，可以参照上海，采取不同区域发放不同牌照，鼓励外环路出行、限制内环路行驶次数等方式，来引导城市居民减少私家车出行，并有序出行。

　　与此同时，崔东树认为，网约车的快速发展也是导致城市交通拥堵的重要原因之一，应当给予一定的约束。

　　此外，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还强调了大数据的重要作用：“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的不断成熟，精细化治理应成为城市交通管理的主要思路。交通拥堵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科学的道路规划、大数据治堵等精细化手段解决，不能‘一限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