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上海大众总经理王荣钧

在正文之前，兰台首先声明一点，兰台拥护并且支持国家关于退伍军人的安置政策；但是，兰台同样认可现在安置政策里退伍军人和用人单位的双向选择，因为兰台认为这样可以有效减少“盲婚哑嫁”，有效杜绝“用人单位和退伍军人都不满意”的情况出现。

标题里所出现的情况，就是在特殊年代，有关方面“一刀切”之下所造成的“盲婚哑嫁”，不仅仅是“二汽”不满意，按照当事者的说法，就是那5000转业军人同样不满意。

所以，这不是“二汽”单方面的甩包袱，而是重新对5000军转工人的重新安置。

为什么“二汽”会有那么多军转工人以及军转干部呢？

这是和“二汽”最初的建设有很大关系。

众所周知，“二汽”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建设的，才建设了没有多久，就运到了特殊年代，在特殊时期，许多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在自己擅长的岗位，而“二汽”当时建设上又方兴未艾，急需用人，那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当时有关部门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向“二汽”派遣了大量的退伍军人和转业干部。

而且不是几十人、几百人的派遣，是上千人，上千人的派。

客观来说，在“二汽”建设初期，这差不多5000军转工人、干部确实对“二汽”的建设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二汽”厂房建设就不会那么快。

但是，等厂房建设结束，进入生产环节，要开始生产汽车了，这些军转工人就显示出他们的不足了。

要知道绝大多数军转工人其实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技能培训，他们调到“二汽”之初，又主要是做基建的工作，更何况当时大多数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都不在岗，想要培训也无从培训。

等到了资深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工程师都陆续回到岗位的时候，这几千军转工人/干部，年龄已经不小了，而且他们过往光荣而伟大的军事生涯以及他们正式职工的身份，使得他们很难接受技术人员的培训，毕竟很长一段时间，技术人员都是“臭老九”。

“二汽”1970年代老照片

与此同时，“二汽”虽然是国家重点项目，但是毕竟不是唯一重点项目，“二汽”的编制不是无限的，这些军转工人占了大量的编制，但是客观来说，他们又不具备相应技能，生产出来的汽车，用“二汽”老人，原上海大众总经理王荣钧先生的话说，质量惨不忍睹：

总算拼凑出20辆车。在开往武汉……的途中，好多车都抛锚了。你知道当时人们怎么形容这些车吗？“看起来龇牙咧嘴，走起来摇头摆尾，停下来漏油漏水”。

这样下去显然是不行的。

而且从军转工人角度来说，在“二汽”工作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首先是因为“二汽”所在的十堰并不是一个太适宜长期生活的大城市，其次，当时十堰市根本没有那么多工作机会和编制给这些军转工人的家属，使得这些军转工人不得不长时间和自己家属两地分居；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造汽车在当时是一个高知识含量和技术密度的工作。

这就是王荣钧所说的“问题车”

毫不夸张地说，在当时，“二汽”的技术含量一点儿也不亚于今天的芯片大厂。

所以这些没有受过专业培训，不具备相关知识的军转工人，他们自己在“二汽”工作也并不是那么顺心。

1978年后，有关方面是下了大力气解决这个问题的，在当时绝对是大手笔。

有关部门一口气把“二汽”厂内5000军转工人/干部全部调离，都调离到距离他们老家的石油、铁道部门，这在当时都是很好的单位，不管是工资还是福利待遇。

“二汽”生产的汽车

1972年一名上海青工被调到大庆石油工作，半年给家里寄了600块钱，吓得他上海老父亲直接报警了，老人家以为自己的孩子从事什么不法活动呢。

所以，把这5000军转工人/干部调去石油、铁道部门工作，有关部门处理的也是非常不错。

而空出来这5000个编制，“二汽”乘机引进了大量的企业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有一定生产经验的技术工人以及大中专学生，彻底改变了“二汽”的人员结构，用“二汽”老人，上海大众第二任总经理王荣钧的话说，这是为“二汽”腾飞奠定了基础：

把5000多名转业军人调转到他们家乡附近，安排到河南、湖北的石油、铁道等部门工作。既解决了这部分同志的实际困难，也调整了二汽队伍的结构。后来二汽大量进人，进来了一批企业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有一定生产经验的技术工人以及大中专学生，改变了人员结构，为后来二汽建设的蓬勃发展，作好了准备。

END

参考资料：

《专访上海大众第二任总经理：外柔内刚王荣钧》，《汽车商业评论》2017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