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摇号政策迎来新的变化。
6月1日，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发布《关于一次性增发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等文件，拟在今年8月，一次性增发2万个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全部向“无车家庭”配置。具体配置办法总体上与政策优化方案中关于按家庭积分排序配置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的方案保持一致。根据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后，将尽快启动实施，让2万个“无车家庭”尽早受益。
另外，《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修订征求意见稿）》两个文件也公开征求意见。根据文件，拟从明年开始，在以个人为单位参加普通指标摇号和新能源指标轮候配置方式的基础上，增加以“无车家庭”为单位摇号和积分排序的指标配置方式。家庭总积分将作为摇号的中签倍率，赋予单个“无车家庭”更高中签机会，积分越高中签机会越大。
“这对于无车家庭来说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叶盛基在接受出行一客采访时表示，“但是2万个指标对于北京市无车家庭来说并不‘解渴’，在指标配额方面，北京市政府可以更加开放和大胆一些。”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汽车步入了寻常百姓家。随着消费者对汽车社会认知的增加，以家庭为单位拥有配备一辆小汽车的机会，成为很多北京市民的诉求。2019年2月份，有一位北京市民在领导留言板上这样写道;“我参加北京小汽车摇号已经7年了，但一直都没有中签，我的父母包括我和我妻子名下都没有车，政府是否可以在摇号上出台一些政策让我们这些有需求的市民买上车？”
然而，京牌久摇不中是所有在京购车人共同的焦虑。根据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公布的今年第二期摇号结果显示，经测算，约有2898人抢一个指标，中签难度再创历史新高。此外，2020年54200个个人新能源指标已在首期用尽，按照现行规则测算，新申请者或将继续轮候9年。
虽然“一牌难求”，但是北京市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仍非常严峻。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北京市自春节假期以来延迟恢复尾号限行。但是根据5月交通拥堵状况，自6月1日起，北京市恢复了机动车尾号限行。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此次摇号新政给无车家庭带来一些希望，可以一定程度满足无车家庭购车需求，但是后面政策应该继续跟进并给与更多支持。“这可能只是个概念性的安慰，目前北京市至少有200万个无车家庭去抢2万个指标，应该是一件比较辛苦的事，后续实施效果仍需观察。”崔东树称。
如何精准定位“无车家庭”？
事实上，自2012年起，北京小客车调控部门就针对“以家庭为单位”摇号相关的方案开展了一系列专题研究，但因为一些问题认为暂不具备实施条件：一是家庭的定义难以界定，户籍信息难以作为界定家庭的有效依据；二是婚姻登记情况复杂、历史数据不全，审核条件尚不完备；三是针对外埠、港澳台、涉外登记结婚的情况，信息备案或公证的法律依据和法律效力有待进一步论证；四是开展“以家庭为单位摇号”工作，可能引发虚假婚姻登记等现象。
长时间以来，北京市交通委对解决无车家庭的摇号问题做了深化研究。今年1月11日举办的北京两会政务咨询会上，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容军表示，接下来的摇号研究方向将会更加人性化也更加贴合民意，尤其是北京市内无车家庭，北京交通委会更加关注。
但是如何精准定位家庭人数，更加公允地把号牌分配到“无车家庭”中？彼时，容军曾提到，交通部门将会和其他部门共同研讨，通过个人信用、公告等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有年轻的两口家庭，也有四世同堂家庭。面对这样的问题，政策会更加关注人口居多的家庭，更加照顾这样的家庭，以保证正常出行和用车需求。”容军称，“当然这个措施的执行难度也较大，还要结合大数据等各方面，为的是确保无车家庭的精准度。希望指标的发放能够让一大家子收益，而不是让百姓觉得政策的不人性化。”
对于此次新政的发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表示，当前，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信息技术在政务服务中的集成创新应用，国家及北京市的人口、婚姻登记和车辆管理等不同部门间的数据融合共享不断深入，以家庭为单位配置指标具备了技术和数据基础。
不过，在崔东树看来，目前新技术的发展给“无车家庭”分配号牌提供了一定基础，但是想要从客观上达到“精准定位”仍是一件颇有难度的事情。“比如如何定位一个三代同堂家庭的人数，就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还有是否三代同堂的家庭就一定比两口之家更需要车牌？从技术层面来做到精准定位非常困难，只能说会给一部分家庭照顾。”
此次政策优化方案将可以共同申请指标的家庭成员范围限定在配偶、子女及双方父母。对此，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方面解释称，配偶、父母、子女作为联系最为紧密的家庭成员，相互之间的血缘、婚姻等亲属纽带更为牢固，有着良好的共同生活起居基础，其亲属关系和权利义务也有着更为坚实的法律制度保障。此外，综合考虑小客车的出行效用、乘员空间、拥车用车便捷性等因素，将“家庭申请人”范围限定在配偶、子女及双方父母的范围内，能够保障更加合理的出行需求。
事实上，除了关注无车购车家庭，自小客车数量调控政策实施以来，小客车调控部门不断完善政策，解决久摇不中问题。例如，将过期未用个人小客车配置指标返回摇号池；增设个人申请有效期，及时剔除不再符合摇号条件的申请人；设置阶梯中签率，给予久摇不中申请人（含持C5驾驶证的残疾人）高阶梯中签率；设置示范应用新能源，给久摇不中急需用车申请人提供新的选择；允许符合摇号条件的个人参加市高院组织的司法拍卖等。
据了解，为加强小客车指标配置的针对性，此次政策优化方案除了指标向“无车家庭”倾斜，还将增加对个人申请更新指标数量的限制，并配套放开名下多车的个人向符合条件的近亲属转移登记车辆。同时取消申请更新指标的时限要求。
北京市摇号方案或将起到示范作用
汽车限购政策是针对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推出的调控政策，目前已经实施多年。根据目前形势的发展，市民对于取消限购、增加牌照的“呼声已久”，同时也成为促进汽车消费的重要手段之一。
今年国家有关部门多次释放了汽车限购“松绑”的信号。其中，2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强调“要积极稳定汽车等传统大宗消费，鼓励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配额，带动汽车及相关产品消费”。近几个月以来，相关部门也多次提出要稳定汽车消费，鼓励增加限购汽车号牌配额。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留平提交《加快破除汽车消费限制，落实促进汽车消费和发展的相关政策》时称，要加快破除在汽车消费领域的限制性政策，比如，有些地方仍然有“不近人情”、“不尽合理”的限行限购要求，需要适当放开，以进一步提振汽车消费。
此外，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王燕庆则专门针对北京摇号问题提出《关于解决京籍市民购车出行问题的提案》。王燕庆认为，目前北京小客车指标摇号问题主要有四点：1、有的家庭占有多辆京牌车辆；2、有的多个家庭没有一辆京牌车；3、有些非京籍人员现已不在北京工作，但却持有京牌车辆。有的人把京牌车辆开回外地老家，长期占有着京牌车辆，影响了京籍家庭的购车指标；有的人把京牌非法出租给在京有需要的人员，给社会稳定造成一定隐患。4、摇号乱象。现在参加摇号人数众多，原因是无论名下有无京牌，几乎全家齐上阵参加摇号，有的无需购车，但摇上号后出租车牌，可以赚取一部分利润，致使急需车辆家庭“摇摇”无期。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王燕庆建议，京籍无车家庭，第一辆车无需摇号，直接分配购车指标，再需购车，必须参加摇号；京籍家庭一户多京牌者，由于其占有多个公共资源，可按拥有车辆数量的车辆价值阶梯性酌情收费；对于非京籍已不在北京工作人员的京牌，理应收回；对于大病、特病特别急需用车的家庭（如透析病人，每周必须跑三次医院透析者），应给予优先解决，这样更能体现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怀。
目前，广州、深圳、天津等部分限购地区已经响应号召，给汽车号牌限额“松绑”，北京市以家庭为单位的摇号方案是否将给其他限购城市起到示范作用？叶盛基认为：“总体来看，《意见稿》可以给无车家庭更多的购车机会，但是此次发放的牌照数量较少，难以对其他限购城市起到较大的拉动和示范作用。”
不过，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方面表示，这次政策优化方案主要是调整配置方式，原则上对明年年度指标配额数量暂不做调整。关于中远期调控思路，相关部门将结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关于“按照控拥有、限使用、差别化的原则实施交通需求管理，到2035年小客车出行比例和车均出行强度降幅不小于30%”的要求，专项进行研究。
限购是解决交通问题的最优解吗？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城市汽车保有量开始高速增长。为实现北京市汽车数量合理增长，2010年底北京市出台了《北京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汽车限购也对城市管理带来了积极影响。目前来看，限购城市的汽车保有量增长幅度得到一定控制，交通拥堵状况得到了缓解，汽车市场朝着更加成熟、有序的方向发展。
公开数据显示，北京市实施调控政策以来，仅2011年北京市机动车增长率便由2010年的19.7%下降至3.6%，此后多年北京机动车增长率均维持在3%左右。同时，公安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15年到2019年的5年时间里，北京、深圳、天津、广州、杭州等限购城市增长速度相对较慢。其中，北京市增长了约60万辆，深圳和天津则分别增长30多万辆。
除了限行限号，北京市政府也通过多种办法来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比如，从2019年11月1日起，北京开始实施“最严限行令”：对外地车牌可以进京的天数、次数、区域甚至停车区域都给出了明确规定。根据政策，每辆外地牌照车辆一年中只可办理12次“进京证”，每次核发的“进京证”最长使用期限为7天。也就是说，外地车辆在北京最多只能行驶84天。
不过，北京市目前仍面临着非常严峻的交通压力问题。《北京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为636.5万辆，比上年末增加28.1万辆。机动车保有量位居全国首位。机动车的高保有量、高频率使用和高密度聚集,使得北京交通拥堵异常严重。
从今年5月份以来，随着复工复产率提升、中小学生陆续返校复课，通勤、通学交通需求日渐旺盛，道路交通压力持续回升，工作日高峰时段平均交通指数达6.5(中度拥堵)，上路车辆和拥堵级别已相当于2019年同期限行情况下的水平。因此，自6月1日起，北京市不得不再次恢复限行限号来管理交通拥堵问题。
那么，限行限购是不是解决交通问题的“最优解”？对此，叶盛基分析称：“相比限购，如何在汽车使用上以及城市建设上做好管理才是解决汽车拥堵以及环境污染的关键所在。比如在停车上和城市马路等基础设施方面以及在合理引导出行等方面，都可以有更多空间去发挥作用。”
除此之外，崔东树认为，应该分区域进行限号管理。比如增加五环之外的郊区号牌数量，但是进入五环之内需要按时间和路段收费，也可以达到更好的管理效果。
目前来看，对北京、上海等汽车保有量高的城市直接取消汽车限购仍不现实。不过，以家庭为单位摇号等新政的实施，对目前城市交通管理仍具有诸多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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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电车评论网
时间：2020-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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